深沉如史诗叙述、激昂如凤凰涅槃，是石虎的彩墨;古质纯粹、真诚朴素，是石虎的水墨;奇绝有力、神采焕然，是石虎的书法……石虎的作品格局阔大、内涵深刻，不仅如此，对于中国文化、东西绘画，他也表达了自己精辟独到的见解。

     石虎被画坛熟悉是在20世纪80年代——1982年首次个展、1986年发表文章《蛮梦》，石虎高举艺术革新的旗帜，以一种前卫者的姿态超拔时流，出现在世人眼中。童年记忆中的吊挂画、纸灯笼、剪纸，质朴的造型和鲜亮的色彩在他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痕。石虎开始在浩瀚的传统文化艺术中尽情地汲取养分，同时大量研习、吸取西方现代主义各流派艺术。彩墨、水墨、油画、书法、篆刻、诗文;聚散、疏密、柔硬、锐钝、方圆、浓淡——石虎尝试着多种类型、各种风格的创作。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，同时将西方文化之精髓融入其中，古今中外，熔于一炉，从而创作出自己独特的艺术作品。

     谈及传统，石虎认为：“我们所谈的传统，其实包括两种：一种是中国的文化传统，一种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化传统。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来研究和学习它们，到今天谈论学习的时候应该是东西方兼顾的，但是谈论创作的时候，我们主张要从自己的根性出发，从母语出发，从中华文脉的联结和拓展出发。”

　　“泱泱中华是我的根”，石虎表示，深厚悠久的中国文化有其特殊性及不可翻译性。以汉字为例，中国的象形文字不是西方语言的符号，也非线性，而是一个横竖贯穿、非常密集的网络，如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”，短短五句话却描绘出一幅凄凉动人的秋郊夕照图。中国画也如此，其精神内蕴是写意而不是写实，是意象而不是具象。石虎绘画中表现出的洒脱豪放的笔墨，墨线间有形无形的穿插，直抒胸臆，与天地和谐，都深深烙着中国文化的气息，承继着中华文明中艺术传统的精妙。

     石虎主张继承传统，不主张因袭。他说：“西方素描是应该学的，中国‘凸凹法’也要学。如果以素描法代替中国传统技法，那就是废弃了中国的根。”由此，石虎提出，现代美术要继承传统，吸收现代美术成果，承载当下，形成自己艺术的创造性。在此基础上，他将中国传统的写意手法强化，并融入狂草书法和西方现代主义的元素，通过笔线的运转，传达出内在的力感和韵味，创造了自成一格的绘画方法。

　　艺术创造的天地是无限自由广阔的。中国画的大写意十分注重绘画的即兴性，往往是在胸无成竹的情况下自由发挥，唯其如此，才更加率真、自然。对此，石虎深以为然，他说：“自由的意志是艺术工作者的基本要求，人与天合，自然生发。”石虎将其称之为“神觉”，即艺术家进入无为的境界，潜意识下的艺术创作。在《文心雕龙》里刘勰也曾精辟地谈到过这个问题：“‘形在江海之上，心存魏阙之下。’神思之谓也。文之思也，其神远矣。故寂然凝虑，思接千载;悄焉动容，视通万里;吟咏之间，吐纳珠玉之声;眉睫之前，卷舒风云之色：其思理之致乎?”“神思”亦如石虎提出的“神觉”，都强调的是艺术家的自由创造，以表现自己。读石虎的画，可以发现不少似乎是未完成体，当机立断，不断而断，耐人寻味，给观众留有更大的想象空间，也用“未完成法”创建他特有的画风。

　　在谈及当代艺术家如何回到中国本土、建立文化自信时，石虎表示，画家应该追求更高的境界，纯洁心灵，回到绘画之初，回到造化之初。“我最欣赏的一个字就是‘朴’，朴是大美的基础，童真是创造艺术的基础。我们要用原始的思维、儿童的思维，不断净化、纯洁我们的心灵。一个中国画家不应该浑身洋味，而要追寻汉文化的脊梁和根。我们的责任终究是让中国画这条线延续下去，把齐白石、关良那一代人的探索延续下去，并和前人拉开距离。”

　　作为革新中国画的一员，石虎被许多人误解为“前卫”或者“边缘”，处于“边缘”反倒让自己更加澄明——贴近内心、随心而动，回归到最为原始、最为自我的地方，找寻更为纯粹、更能代表民族文化本源的艺术，找回我们丢弃已久的根。美术评论家邵大箴曾评价他：“我了解的石虎有两个不同侧面：大胆革新而又尊重传统。这两个侧面似乎是相互矛盾和互不相容的，然而在石虎身上却和谐地融为一体。因为石虎的创新不是‘蛮梦’，而是脚踏实地地苦干;不满足于观念的变革，而且辛勤地探寻语言的完善，包括手工、技巧、技能。”邵大箴表示，艺术除了满足人们多样的审美需求外，还以其表达语言的异彩纷呈启迪大众的思维，推进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革新——这也是石虎创新艺术的意义所在。